任逸飞：蒋介石曾有过怎样一个“韩国梦”？-古籍
近年的韩国电影中多有涉及到日本殖民时代韩国抗日义士的作品，比如2015年由全智贤、河正宇、李政宰主演的《暗杀》，以及去年代表韩国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逐，由宋康昊、孔刘主演的《密探》。
女神全智贤主演的《暗杀》
细心的影迷会发现这类题材电影有一些共同点，譬如参与暗杀行动的义士们都要先前往中国的上海接头，再返回韩国执行任务，而向他们下达任务的人士都或多或少与金九、金元凤这两个人有联系，甚至在《暗杀》中，这两位人物就直接出现在电影里。
为什么当时韩国的抵抗人士要以上海为基地？金九与金元凤是何许样人物？他们的行动是否得到了当时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援助与支持？蒋介石对于这批在华韩人又有怎样的憧憬与期待呢？
本文就以蒋介石的对韩外交战略为主轴，为大家梳理一下电影背后所不为人知的中韩秘辛。
大韩民国在上海成立
1910年，日本并吞朝鲜，半岛内各革命势力面临愈发严酷的斗争环境。为了躲避日本殖民机关的密集搜捕与残酷镇压，大批矢志朝鲜独立运动的人士陆续来华。
1929年日治时期的朝鲜地图
1919年3月1日，汉城爆发了著名的反日示威运动“三一运动”，一些多年旅居中国的韩籍人士出于响应国内形势及团结在华政治力量的需要，于同年4月8日，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22号玄楯的住所内召开了“第一届临时议政院会议”，议定国号为“大韩民国”，并选举李承晚担任临时政府国务院总理（9月，临时政府改总理制为大统领制，仍以李承晚为大统领）。
4月17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霞飞路（今淮海路）321号正式挂牌办公。临时政府的宣告成立在近代韩国独立运动史上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国民党公开表示支持韩国建国
不过，诞生之初的临时政府势单力孤，急需在中国国内寻找到一支可以长期提供必要支援的进步势力许氏大酱。其中，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成为了他们最为属意的对象。
1921年11月，临时政府派出其重要成员申圭植作为专使赴广州，与当时正在南方领导护法运动的孙中山会面，并呈交草拟之《中韩互惠条款》，希望可以获得孙中山方面允准，在资金供给以及军事人员培训方面为临时政府提供切实性的援助。
中韩是唇齿相依的邻邦，在追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斗争中相互扶持，实乃题中应有之义，这也完全符合孙中山本人所一贯坚持的“泛亚洲主义”的理念。可惜，对于此时的孙中山来说，军阀环伺之下，自身力量也十分单沁水天气预报薄，石正方对韩国临时政府的种种诉求深感爱莫能助。
打开援韩新局面的使命，只有交由素以孙之“继任者”自居的蒋介石来完成了。
北伐时期的蒋介石
时间到了1927年，随着蒋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节节胜利，由国民党主导未来中国政局已无疑问。1928年3月15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几个韩国青年的一席话》的文章，以韩国青年的口吻呼吁道：
“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贵国的人民与政府，一方面为贵国的国权，一方面为援助被压迫的民族，与我们以充分的援助。”
这篇文章的出现，等于公开表示了国民党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态度。
蒋介石出于自身的战略考量，对援助在华韩人一向十分积极，蒋最初的目标是希望能组训一支韩人游击武力来配合北伐军扫清东北的张作霖势力，不过自“东北易帜”之后，通过援韩来牵制日本的色彩愈发浓厚。
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全国弥漫的“反日”氛围之中，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加大援韩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的支援对象便是此时由金九领导的韩国临时政府。
那么，这个频繁出现在影视作品中的人物金九是何许人呢？
“中统”扶持金九训练军事人员
金九，名昌洙，别号白凡，绰号斗来，1876年出生于黄海道海州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的金九曾参加了1894年的“东学党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只身逃往中国东北，继续进行抵抗日本军队的活动。
1896年，金九于鸱河浦袭杀日本商人土田让亮被逮捕，这本是应当判死刑的重罪宝庆路19号，然而由于金九宣称他的举动是出于明成皇后被日人所杀的义愤，竟然得到高宗特赦，很快便被释放，金九顿时成为了朝鲜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
金九
此后，金九因反日又数度入狱，“三一运动”后，他逃亡至上海，参与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组建工作，连续担任警务局长、内务总长等要职。
前面提到，临时政府的首任国务总理是李承晚新化房产网，然而李承晚当选后却与政府中的其余成员频繁发生龃龉。1921年，李远赴美国，其后即以“临时政府驻美代表”的名义长期滞留美国，直至二战结束都未在返回中国。1927年，金九继任临时政府首班（国务领），承担起了领导责任。
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由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直接与金九联络，CC在财政上大力援助金九，每月提供定额补助法币五千元；除此之外，还专门于洛阳设立“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军官训练班”，作为金九训练韩籍军事人员的基地。
朝鲜义烈团：金元凤的暗杀路线
不过除了金九，还有另外一批在华韩人也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援助，这便是以金元凤（又名金若山）为核心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势力叛女。金元凤的成长经历与金九略有不同，1898年，他出生在庆尚南道密阳郡的农民家庭，少年时代接受了十分正统的儒家教育，朝鲜农村的残破景况逐渐使其萌发了反日的想法。
1916年，金元凤来到中国天津，入德华学堂习德文，之后又前往金陵大学。1919年11月，在“三一运动”的刺激下，金元凤联合尹世胄、梁健浩等人在吉林宣布成立“朝鲜义烈团”。
金元凤
义烈团以实施暗杀为主要的行动手段，将矛头对准了日本殖民政府高官及亲日派卖国贼，金元凤希望通过一系列成功的暗杀破坏活动，能够动摇日本在朝鲜的统治（显然，类似电影《暗杀》及《密探》中的诸多情节都是取材于义烈团成员的暗杀行动）。
不过极品知县，事与愿违，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义烈团的行动总是败多胜少。1926年春，金元凤带领17名义烈团成员南下广州，进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四期学员，接受系统性的军事训练。在校期间，金元凤与共产党、国民党两方的学员都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但他本人在思想上则更同情于共产党，站在左翼的立场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金元凤主动前往南京面谒蒋介石，提出了《中韩合作反日倒满》建议书的激进主张，尽管蒋碍于国际形势无法立即接受其建议，但有鉴于金黄埔军校毕业的背景，蒋秘嘱由军事委员会对金元凤加以援助，并由金在军校的同学力行社成员滕杰与其联络。
军事委员会不光在财政上支持金元凤，还在南京郊外的汤山开办“朝鲜革命干部训练班”，培养韩籍军事干部。在军事委员会的帮助下，金元凤的实力不断增强，至1935年夏，金元凤宣布成立“朝鲜民族革命党”，该党的初创人员达700人之多，成为当时韩国独立运动的第一大政治力量。
至1937年抗战爆发时为止，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南京国民政府一直维持着对金九、金元凤两拨人马“双线支援”的策略，一边由中央组织部支援金九的韩国临时政府，一边则由军事委员会支援金元凤。
蒋介石这样做似乎只是为了求一个权宜方便（譬如由军事委员会出面与曾为黄埔军校学生的金元凤沟通显得更为合适），倒并不好说他有什么“分而治之”的企图。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双线支援”埋下了此后金九、金元凤两派长期不和的种子，对韩国独立运动的长远发展并非有利。
在电影《暗杀》中，我们看到饰演金九与金元凤的两位演员坐在一起，向义烈团成员交待暗杀计划，这种情节无疑只能是出于现代韩国人的一种美好想象，因为在1930年代，两方人马完全没有联合一致策划行动的可能性。
抗战爆发：蒋介石想整合两支韩国独立力量
1937年夏，“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进入全面战争状态。
抗战的爆发，对在华推展独立运动的韩籍人士带来多重影响：一方面，中国此后可以不再顾虑日本的压力更加放开手脚支援韩方；另一方面，随着在华韩人对中国的倚赖进一步加深，以金九、金元凤为核心的两大势力在争夺中方援助资源、宣示自身政治合法地位的内斗亦更趋白热化。
金元凤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在战时获得极大扩充，1938年10月，在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许可后，金元凤开始筹建自身的武装力量“朝鲜义勇队”。
义勇队由83名韩籍军官为骨干，通过招募在华韩人，参加抗战；至1940年，人数已发展至300人，辖有三个支队。金九所领导的临时政府则随着南京国民政府一路播迁至重庆綦江，看到金元凤势力发展得如火如荼，金九同样请求蒋介石允许其组建“韩国光复军”，蒋在稍作犹豫后，同样表示同意。
1940年9月17日，“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在重庆正式成立，光复军下辖四个支队，由金九的亲信李青天任总司令、李范奭任参谋长。
至此金九、金元凤两派的竞争已从战前单纯的组织与人事蔓延至火药味浓烈的军事领域，双方互相在报纸上攻讦对方的武装并非革命武力，不能代表朝鲜全体国民，气氛颇不友好。
1938年10月10日，朝鲜义勇队成立大会
蒋介石出手：收编朝鲜义勇队
两派日趋激烈的内斗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出手整顿，改变早先以调和为主的“双线支援”策略太攀蛇。
所谓“整顿”，自然不是简单地将两拨人马归拢在一起，而是必须选择以两派中的某一派为主，对另一派力量加以合并。那么在金九、金元凤两派中，到底选择哪一派作为扶植对象呢？这对于蒋介石来说实在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
实际上，这两派势力各有利弊：金九一方，立场偏右，与蒋介石的政治取向相契合，然而内中人员多保守，暮气沉沉，还屡屡传出贪腐丑闻沈肯尼，外界的观感不佳；金元凤一方，虽然积极有为，充满朝气，但立场左倾，与中国共产党乃至苏联的关系都很密切，其势力发展壮大会否对国府构成威胁，相当值得忧虑。
经过反复斟酌，蒋介石最终决定放弃金元凤，全力支持金九的韩国临时政府，蒋本人坚定的反共立场无疑是促使其作出上述决定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君临战国，蒋亦开始着手收编金元凤的“朝鲜义勇队”张文美，将其全数纳入金九的“韩国光复军”系统，并由国府直接掌控这一支韩人武力。
1941年11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向光复军下发“韩国光复军行动准绳九条”，内中强调光复军在中国境内一切行动都要受军事委员会的指挥，饷蓄弹药的补给也完全由军委会调配，光复军参谋长及各处处长职务均由中国军人担任。
在蒋介石的施压下，1942年5月，金元凤勉强同意担任光复军副总司令的职务，从此丧失了独自掌握的武装力量。
据称，金元凤因蒋介石的此番做法深感怨恨，这也为二战结束后，其最终投奔北韩劳动党政权埋下了伏笔宁古塔披甲人。
抗战后期：蒋介石力挺韩国独立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加入对日作战，对于已在抗日战场上独自苦撑四年多的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来说，无异于一剂强心针。随着中、美、英、苏结成战时同盟，彻底击败德、意、日轴心国的前景日趋明朗。
如何能活用手中“韩国临时政府”这张牌，协助金九等临时政府成员在战后回到朝鲜，从而建立起一个对华友好、关系紧密的邻邦，为战后中国确立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成为此一时期蒋介石对韩外交策略的基本出发点。
本着上述目的，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开始积极倡言扶持韩国实现战后独立。
1942年3月22日，时任国府立法院长孙科在与临时政府外交部长赵素昂会面时称，中国将全力援助韩国完成独立，并会在最短时间内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华海白癜风。
同年5月30日，蒋介石的私人顾问拉铁摩尔在一次讲演中亦表示“承认朝鲜独立只是时间问题”。这些言论都向外界释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是韩国临时政府最坚定的支持者，并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对其的外交承认。
在如是般的舆论空气下，1942年7月20日，由时任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牵头，集合了国民政府内部各相关人士，共同研拟出了一份《对韩国在华革命力量扶助运用指导方案》草案，该文件的中心思想就是中国需要扶助朝鲜建成完全独立自由的国家。
蒋介石在阅览过该份草案后，强调国民政府应于原则上先于其他国家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经过反复讨论与修改，草案被重新定名为《扶助朝鲜实现复国运动指导方案》，并于12月27日得到核准，此后国民政府推展援韩工作基本皆以该《指导方案》作为政策依据。
英美的立场：被牺牲的韩国
不过，对蒋介石来说，无论是扶助韩国独立还是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英、美盟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变得十分关键。
众所周知，英国出于维护其战前殖民利益的考虑，对实现战后亚洲殖民地各国的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态度极为消极。蒋介石本人也因为同情印度独立，且坚持在1942年2月的访印过程中会见甘地而大大触怒了温斯顿·丘吉尔。
因而，英国在有关韩国战后独立的问题上反应十分冷淡，丘吉尔甚至放言“我出生以来就没听说过（朝鲜）这么一个鬼地方！”不得以，蒋介石只好把游说的目标转移至美国方面。
糟糕的是，美国对于韩国独立的问题，态度并不比英国好多少。
首先，华府上下对于金九的临时政府是否值得支持颇感怀疑，1942年2月美国国务卿赫尔在致驻华大使高斯的信中即表示，美国不认为在现时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会对日本统治之下的朝鲜人产生什么明显的效果。
其次，美国最担心的是一旦承认了临时政府，是否会刺激苏联有所动作。
由于苏联在远东地区掌握了两个旅的朝鲜部队，假如其在对日宣战后南下朝鲜半岛，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个亲苏政权是易如反掌的，美国自然希望避免因过早承认韩国临时政府，而引发东亚局势的一连串混乱。
1942年4月13日，代理国务卿韦尔斯正式呈报总统罗斯福不同意承认韩国独立。
总之，英、美两大盟友对韩国独立皆不表兴趣，它们基本倾向战后朝鲜半岛应交由盟国托管。
蒋介石的魄力：《开罗宣言》为韩国发言
不过蒋介石方面倒并不气馁掠夺主角光环，1943年开罗会议召开前夕，包括宋子文、孙科、王世杰、邵力子在内的国府要人分别于不同场合表达了支持韩国独立的立场。
国府在韩国问题上坚定不移的态度，使得美、英双方有所妥协让步，美、英、中三国在《开罗宣言》里对韩国的战后地位作了如下安排：“在适当时机允许朝鲜获得独立与自由”。
这一段文字无疑是蒋介石顶住压力为韩国发声所收获的成果极品软饭王，朝鲜官民上下对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的表现均表由衷感佩，可以说《开罗宣言》的发布是蒋介石对韩外交战略的一次巨大成功。
“韩国梦”的破灭：蒋介石投资失败
然而十分不幸的是，自开罗会议之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无论是在参与战后国际事务的能力上，还是在介入朝鲜半岛事务的话语权上，其影响力都急速滑落了，“四强之一”成了一个令人尴尬的空名。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美、苏双方已就从军事上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南、北两部达成了默契，而蒋介石在1943年开罗会议上据理力争的所谓“实现战后朝鲜独立自主”的建议已然是被丢到爪哇国去了。
另一方面，蒋介石虽然倾尽全力地援助韩国临时政府，但双方的关系却总是没能理顺，不仅蒋介石方面“外交承认临时政府”的许诺由于碍于英美的压力始终“口惠而实不至”，而且国民政府对临时政府事事干预与控制（特别是军事委员会对光复军的控制），也令金九方面渐渐产生不满情绪。在多次向国府交涉后，1945年3月，光复军正式脱离国府管辖，成为了独立自主的部队。
有关临时政府中人的真实想法，1942年2月，赵素昂对美驻华大使高斯的一番话，或许透露出一些耐人寻味的信息，赵认为“中国想在打败日本后将朝鲜置于自己的宗主权下”。
赵的上述看法当然只是一种臆测，但不可否认的是佛萨，蒋介石在推进其对韩外交的时候，总是隐隐约约地透露出一丝旧有的“天朝上国”施恩“属邦”的气息，这种受限于既往历史的心态对于建设平等的中韩关系无疑是一种妨害。
战后的朝鲜半岛形势波谲云诡，在美国的强势干预下，金九领导的韩国临时政府被迫宣告解散，其成员只得以个人身份返回朝鲜（南韩）。金九返韩之后，政治命运坎坷，在与自美返国的李承晚争夺韩国最高领导人的竞争中落于下风。
1948年7月，李承晚当选大韩民国首任总统，隔年6月26日，金九为极右人士安斗熙暗杀（很多人都指出此暗杀乃李承晚指使所为），蒋介石最终失去了由其长期资助与扶持的韩籍人士建立政权的机会。
1949年8月，蒋介石访韩，与李承晚会面
1949年1月2日，在内战中一败涂地，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大韩民国政府。同年8月，蒋介石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身份访问韩国。
对于此时的蒋介石来说，对韩外交的目的早就不再是为了扶持一个对华友好的邻邦了，当务之急是要在“亚洲反共同盟”的名义下，与李承晚政权结成坚固的联合阵线，并有意识地促发南北韩的紧张态势甚至是战争。借以诱使美国的军力介入，并由此保障其最后的“反攻基地”台湾的安全（有趣的是，此后历史的发展确实与蒋介石所预想的如出一辙）。
回顾蒋介石对韩外交的始末，正如林孝庭所指出的：“从抗战时期、国共内战一直到败退台湾，蒋介石运用‘朝鲜议题’作为服务于其自身利益与目标的重要工具，一直未曾间断”，蒋的对韩外交手腕是务实的，同时又是机会主义的。
参考文献：
1.林孝庭：《台海冷战解密档案》，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
2.张祖龑：《蒋介石与战时外交研究（1931-1945）》，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
来源：历史研习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