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天阔【名家作品】孙绍振《我和女儿》-新芽芽
巩天阔
1978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组织作家“亮相”，由于某种机缘，居然有我。去大庆、鞍山访问期间，新华社的电讯里还向海内外发表每一个成员的名字。这在我的亲友中，颇引起了一些激动。我自己也为这意外的殊荣而感到春风得意。
回到福州，下了火车，王光明来接我。这时，我才知道，妻子已经提前分娩。40岁了，才当了父亲，在辈分上高升一级。心情不禁为之一振。我随便问了一句，是男的还是女的。王光明不胜同情地一笑：“是女的。”
我还没有来得及分析王光明笑容里藏着的诡秘，也来不及细想是否有幸灾乐祸的成份，但是，自己心里却“格登”一下。没想到，我潜意识里冒出来的失落比王光明的更强烈。我自认为是一个思想非常开明的入，在生男还是生女上，是坚定的平权主义者。居然，在我心灵深处还有一种埋得很深的重男轻女的意识。
但是在看到我女儿第一眼以后，我就忘了男女之轻重。只觉得非常欣赏她的长相。我认为她非常美丽，而且很爱听别人夸她漂亮、尤其喜欢听人家说她很像父亲，当我向朋友们夸耀我女儿的容貌时，许多人都不胜同情地附和我。
只有我的朋友林可夫这个超额当了三回爸爸的家伙非常冷淡而又非常坚定地说，刚生下来的孩子，根本看不出美丑来，我争辩，他坚持，我太太怕伤了朋友和气，把话题扯开了，我当时非常恼火，不但恨林可夫，而且有点恼我的太太不支持我。
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亲子之爱是十分狭隘、偏执，而且以不公平为特点的，不管是一时为不公平的情绪所主宰，还是事后意识到自己不公而解脱，都是人生一大幸事。
由于有了这个小东西，我才更多地体验到生命的奇妙。我甚至非常开心地发现我变得自私了。
在没有自己的孩子之前，我是很喜欢邻居的孩子的。我住在集体宿舍里，孩子们总是吵吵嚷嚷，有时吵到我房间里来，甚至偷吃了我的糖果，弄坏了我的小玩艺，我都无所谓，我很欣赏一些孩子别出心裁的破坏欲，出差不管多忙，都会记得给我最喜欢的孩子们带点礼物。我喜欢那种一到家就有孩子围过来的气氛，被孩子们期待的、贪婪的目光包围着，是一大享受。
自从有了自已的女儿以后，我发现自己出差的时候，再也不想到别人家的孩子了。只要看到美妙的、好玩的、好吃的。我首先想到的总是让自己的女儿高兴，只要一想到她喜欢得跳起来，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是对我最高的享受。
这时，我再看别人的孩子，不管多可爱，连我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地无动于衷了。我甚至不理解，为什么我的太太每晚都要到她姐姐家去看看姐姐的小外孙，有时还要拿点东西去讨好他，虽然往往也碰一鼻子灰，可回来还是津津乐道。
自我审察使我感觉到，由于这个小生命的出现，我的生命、我的感觉、我的精神的某一个方面的版图似乎是在萎缩。我的生命中无私的、宽宏的一面好像被她剥夺了。然而，奇怪的是我并未因此而感到痛苦，也许是因为，我生命的另一方面的版图正在喜气洋洋地膨胀着。
我本来是一个很懒散的人，但是为了她的一些任性的要求，我可以不辞劳苦。许多事我自己都记不得了，因为在我看来十分自然，脑海里不可能留下印象。倒是我的学生多年以后写信给我，提起那些场景，常常引起我会心的微笑。
我记得有一个学生在信中说，20多年前他在我家和我谈话，他注意到我的女儿从幼儿园回来，一直不断吃东西，好像是一连吃了好几个苹果，嘴巴才停了一会儿，突然大叫道：“爸爸，我好久没有吃东西了。”我诚徨诚恐起来说：那怎么办呢?”她大叫：“我要吃冰棍！”于是我马上向学生抱歉，把女儿抱起来跑到校园以外去买冰棍。来去足足花了20分钟，学生说，他绝没有想到他所敬畏的师长在一个毛孩子面前竟如此惟命是从。
回想起来，这种爱是很肤浅的。但是，我却把它当作一种自我发现，而且觉得好玩。爱会使一个懒人变得这么勤快，也许这是改造天下的二流子最佳法门。如果能把这种服务的喜悦，扩展到生活的一切方面去，我想全世界的人都有望变成圣徒。
当然，这种爱也有比较深刻的方面，那就是眼看孩子在精神上而且在气质的某些方面和自己很相似，几乎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我乐意看到人家惊异于她如此像我，但是，有一个朋友问我：你觉得你女儿在哪些方面继承了你的素质?我很轻松地回答：“考试粗枝大叶!”其实在我内心，我常常感到，她像我一样机智和幽默。
还是在她很小的时候，她妈妈每天去幼儿园接她回家。本来，天天都走大路，但有一天，她提出要走小路。走了一段，她妈妈才发现，原来在转弯角有一个卖炸糕的。她妈妈故意装作没有看见的样子。眼睁睁要走过那个关键地方了。她忽然问妈妈：“我不吃油炸糕是好孩子吗?”她妈妈笑了，买了一块炸糕奖赏她的机智。
还有一次，我去开会，有很好吃的东西留在房间里给她。她非常高兴地坐在我的自行车后座，想到那美味的食品她不禁手脚飞舞起来。谁知乐极生悲，一只脚插进了车轮子，她尽情地大哭起来。我一看，吓了一跳，连袜子都被血浸湿了。
我连忙把她送到我们学校医院，外科医生说，要缝几针，她哭得就更惨了，简直是哀哀欲绝。一面哭还一面求医生不要缝了。医生含糊应之，径直把她按到手术台上非常果断地飞针走线。她的哀哭引得许多妇女为之动容。其中有一些是我们的邻居。
手术很快过去了，她的哭声也就像自动化的机器一样嘎然而止。她妈妈把她背起来。挂着泪珠的脸上有了隐忍的笑容，显然是为刚才夸张的哭叫而害羞。这时一个邻居跟她开玩笑，问她：“你刚才在干什么?”她非常爽快地答道：“我刚才在唱歌!”大家都笑了。
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才像我呢，能把乐观和幽默遗传她，我感到无比的满足。有时，我想，如果没有这种在困境中幽默感，我在“文革”中的灾难中早吃了安眠药了。
自然，她是不可能碰到我青年时代那样的厄运了。但是生活是严峻的，优裕的生活条件，对她在意志和性格的培养上也许是不利的。在她走向生活的过程中，肯定要遇到许多挫折和痛苦，没有挫折和痛苦的考验，越是优裕的生活条件，越容易使孩子的精神脆弱。
但是，我又不可能人为地制造一些灾难让她去经受锻炼。而她又没有我少年时代那种浪漫的革命热情，老是遗撼自己没有在革命红旗上染上自己的鲜血的荣幸。好在，她很单纯，最好的是她没有世俗的虚荣。
有一次，她告诉我，她小学体育老师问她：“你爸爸是教授还是副教授呀?”她明明知道我早已是教授了，可是她答：“我不知道。”她的回答使我很感安慰，我表扬了她，说这才潇洒。
在她生活中，虽然没有我当年那些灾难，但是却承受了比我当年更沉重更持久的压力，那就是考试的压力。
由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特殊情况，孩子们的天性遭到分数主义的无情摧残。中国家长的爱在这里变成了无情的专制。每次考试卷子发下来，她都紧张得一下子不敢睁开眼睛。
她告诉我，全班同学都受到家长的爱的压迫。她一个同学考到95分还给妈妈骂。有一回孩子考了个99分，心想这下子妈妈该有笑容了，谁知妈妈一看考卷，声色俱厉地说：“你为什么就是拿不下那一分!”
的确她的压力太大了。往往就是一分半分之差，进不了省重点中学，就要进那人人谈之色变的区办中学。每一次考试都是关键。考得好，回来的时候，老远就喊“爸爸——”，考不好，就悄悄钻到自已房间里去发愣，流泪。
每逢她不声不响回来，我事先提心吊胆不算，事后还得想出花言巧语去安慰她：“没关系，考试的目的是检查教学，一方面是查老师，看什么地方成功，什么地方失败。另一方面也是查学生，看哪里有进步，哪里还有问题，找到了问题难点，才可能进步。从这个意义说，考100分，就什么问题也查不出；查不出，日后就没有进步；考60分，才知道问题一大堆，八九十分问题不多。问题越多，日后的目标越明确，进步也就越大。”
说这种话，我自己都知道是诡辩，但是我需要用诡辩来让她笑起来，解放她的精神，恢复她的童真，和她沟通感情，共同承担考不好的重压，而且和她一起设法用“逐步透露法”来减缓来自妈妈的疑惑和追究的压力。
虽然，我知道分数是小觑不得的，它的功能不亚于金钱，但是我却不能为了它牺牲健康的精神环境，不管考不好后果多么严重，我都要想尽一切方法创造一种轻松的心理气候。
有时候，分数考不好，实在连我自己都轻松不起来。尤其是在她妈妈忍不住责备她的时候，我知道，我是不能公然护着她的，越是护短，气氛越糟，总结了多次失败的经验以后，我终于找到了一种让自已从紧张氛围中解脱出来的方法。
我在孩子走了以后，对她妈妈说，“孩子考不好，无非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方法不好，这也许是老师教得不好。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全班都学不好；但是明明有些孩子学得很好，这就说明老师的教法没有问题，而是我们两个的辅导方法有问题。第二个原因，是孩子脑袋瓜子笨。这肯定是遗传基因不好，不是我有问题，就是你有问题。如果你有问题，你就不该怪她，如果是我有问题，也只能怪你，因为，孩子没有选择爸爸的权利，是你代她选的。谁让你当年不找一个更聪明的对象。”
我的诡辩往往能逗妻子一笑，使沮丧的空气缓和。
但是我的诡辩只能在不重要的考试时奏效。遇到关键的考试，例如小学考初中，哪怕极小的失误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碰上了那一年“划片”的改革大潮，考试成绩上不了保送重点线，就可能被划分到质量非常差的中学去。当这个方案公布下来，周围的家长都激动了，一个个义愤填膺。当了这么多年的穷教书匠，居然连自己的孩子都保不住，要拿去当牺牲品，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不久，区教育局召开座谈会。我向来懒得开会，这一回却自告奋勇去。在会上，我声色俱厉地斥责了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完全陷入“冒险主义”“盲动主义的泥坑”。我充分发挥了能言善辩的特长，把会场搞成个“一面倒”，几乎百分之八十几的反对。这是一次全市性的民意测验。
后来，我在另一个会议上得知，其它会场，支持划片的高达百分之八十几，而我所在那个会场，支持的只有百分之十几，我怀疑那百分之十几大都是来自区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
真正的灾难还在后头。待到最后一天考数学，本来11点多孩子就该回来的。但到了l2点还没有回来。
这个不良的预兆使得她妈妈沉不住气，便去学校接孩子。去了半个多小时，还不见回来，忐忑不安的我便下楼迎出去。才走到门口，一个朋友对我说：“快去接你孩子吧，她正哭着呢!”
我知道大事不好，还没走几步，就见母女二人哭得像泪人儿似的。原来是已经核对过，有一题答案后面少写一个零。这时，我拿手的诡辩、机智和幽默早巳飞到九霄云外。除了干巴巴、空洞洞的“没关系，没关系……”，此外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我一下子变得笨嘴笨舌起来。
形势变得相当严峻，特别是在分数正式公布以后，虽然平均在95分以上，但距离“保送线”还是差了两分。这条“保送线”真是一条“龙门线”，上了线就可念全省第一流的中学，上不了线就得分配到全省末流的中学去。
一想到我的女儿将要在新村门口和她的同学往不同的生活道路走去，我的心都碎了。难道这就是给我这个干了几十年教书匠的报偿吗?
在那决定命运的二三十天中，我变得有点神经质，但在表面上，作为整个家庭的精神支柱，我又必须十分镇定。
孩子和她母亲受到的精神挫伤够重的了，她妈妈有时一人独坐也要流泪。而孩子在得知分数落败那一天晚上倒表现得比我想象的更坚强，她妈妈问她要不要陪她睡，她流着泪说：“不要，我一会儿睡着了就忘了。”
但是，在第二天，她妈妈上班以后，她忽然抱住我的脖子说：“爸爸，如果我考不取师大附中，怎么办啊?”我说：“考得取，是我的好女儿；考不取也是我的好女儿。”
孩子轻松了一点。但是她还不放心，轻轻地对着我的耳朵说，如果考不上附中，我也绝不去那个区办中学。
这正是我的一块心病，首先，我很怕孩子的自尊心受不了。这时，我对市里规定不许寄读十分恼火，但也无可奈何。
就在女儿期待地看着我的时候，一个决心形成了。我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实在不行，我就放弃我在福州的事业，到还没有开始改革允许寄读的福清去工作，好在那里有个师专，我可以到那里去教书，女儿可以到福清一中去，那所学校也是省重点。我把这个主意告诉了女儿，她开朗地笑了。
到了那一天，该到学校去取成绩单了，她一个人本来不愿去，要我陪她，这么一说，她改了主意，自己一个人去了。临走时，像平时那样背上书包，还把一个绒毛大白兔放在书包里。后来，她老师告诉我，拿了成绩单以后她就和小朋友奔跑着抛掷大自兔，我感到无限安慰。
我的老师王力先生在一篇散文中说过，中国人对子女的爱“是一种宗教”。他的文章写在40年代，没想到到了90年代，我才真正体会到了这种宗教的虔诚和疯狂。我居然开始打听如何调往福清的种种门路和手续，设想如何克服学校阻挠的谋略。
同时我又并不死心，想尽一切办法扩大师大附小保送名额，我时而变得顽强而无畏，时而变得足智多谋，时而面对有关人员勃然大怒，时而独自沉入痛苦的呻吟。
既然，我连事业都在所不计了，还有什么不可牺牲的呢，面子和风度当然微不足道。表面上我时常处于亢奋之中，但实际上深感心力交瘁，一连两三个礼拜夜不成眠，白天哪怕是在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会上也神思恍惚，以致北大教授谢冕看到我形容憔悴的样子也不胜惋叹：“高谈雄辩的孙绍振都快变成了祥林嫂。”
我毫不奇怪我向来引以为自豪的潇洒不知飞往何处去了。
这时，我才体会到亲子之爱的深厚内涵，这种爱表面上是充满了欢乐，好似看一粒种子的发芽，惊异于它的每一叶的细微变化，并且满怀着最美好的期望。
但是，这种期望完全是主观的浪漫的，根本没有考虑到不可避免的风风雨雨，正因为这样，这种爱是脆弱的。在不期而至的风雨到来的时候，爱的欢乐有多强烈，失落的痛苦就有多沉重。
这种痛苦几乎把我压碎了。但正是在这种痛苦中，我和我女儿的精神联系更深化了。我深深体会到患难比之安乐更能使人变得纯洁。自然，在当时，我是很难体验到这一切的。
不久以后，正式保送的名单公布了，我女儿的名字赫然上榜，生活好像给我开了一个大玩笑，然而，我仍然感谢生活给我上了爱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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