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企业家应该怎么做公益？-精准医学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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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原子智库
2018年8月21日，由人文经济学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24期“人文经济讲座”在北京成功举行。
华远地产前董事长、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五任会长任志强出席讲座，发布主题为《企业家精神与社会公益》的演讲。
任志强先生在演讲
下文为任志强先生现场演讲整理稿，未经演讲人审阅，有删节。首发于原子智库。
1949年的时候，我们中国和日本的GDP相比，人均GDP大概是1：4。4个中国人干1个日本人的GDP。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两者之间的GDP差了10倍，38.9：1，大约是40：1。为什么原来4个人干1个人的GDP，最后变成40个人干1个人GDP呢？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产权保护，更多是要求平均分配。结果明显看到，两国之间经济上产生了巨大差别。
改革之后，尤其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开始有民间企业家的发展。早期时候，我们允许民间有资本出现，叫个体户，而不是个体企业，那时法律规定一个人的雇工不能超过7个人邓莲如，傻子瓜子雇了100多个人炒瓜子，各级写报告反映，这个人超过法律规定的7个人雇工，是剥削。邓小平的批示是等等看黑狮行动，事实证明，它不是一种剥削。法律上有了几次变更，一开始允许个体户的出现，然后到私人经济是对公有经济的补充，现在变为两个毫不动摇。
这种变革恰恰是社会制度进步的重要条件，其中很重要的是，有企业家群体出现。私人企业家群体出现，也开始有慈善和公益出现。最早我们看到，中国只有六大国有慈善基金，从目前来看，虽然他们仍占主导地位，但从数量看，民营各种各样慈善基金，已经远远超过国有控股的这六家。
南巡讲话打破了剥削理论，私人资本为社会发展提供了解决方案，否则中国无法解决就业问题、吃不饱、穿不暖问题。恰恰是改革让中国取消粮票，取消各种各样限制，最后让社会经济得到巨大的发展。
我们看看改革以后中国和日本经济发展情况，2010年左右中国的GDP开始超过日本GDP总量，2015年的时候，中国的GDP回到1949年，大概是日本GDP的2.5倍。可以看出，南巡讲话和私有经济出现，允许企业家群体出现，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再看人均GDP，1978年改革之后，到了2015年，我们人均GDP也回到4：1。从40：1到4：1，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中国的进步在于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发展。社会的发展，表明企业家起的作用是巨大的。财富变成了一种责任。
很多人跟我谈，为什么要企业家做公益？阿拉善SEE生态学会基本由企业家组织，也有律师参与，主要是富起来的一些人。企业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一个人砍一棵树，这棵树靠大自然自我恢复是可以弥补的，但是企业家用工业化生产方式掠夺资源，可能十年、二十年都没办法恢复。任何企业家都在大量使用社会资源。只从社会资源使用的角度考虑，我们就要说，你更应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在用饿了么金毛狻，要别人送饭。塑料袋用多长时间，大概20分钟，于是它就变成几年也无法消化的污染。我们一年用多少？大概150亿件，这个数量巨大，企业家就必须考虑，我们如何把这些塑料袋、包装袋，运输的包装品消耗掉。
150亿件是巨大的，可这塑料袋只用了20分钟时间，从装进去，送到你那，把饭盒打开也就20分钟，就浪费掉了。很多企业家重新考虑，如何把塑料变成衣服，变成其他的制品，如何再生，不能再次利用就会变成社会的巨大污染。当企业家成为创造和拥有财富主体的时候，背后就有更多的社会责任，要求你无论如何也需要承担，否则你就会得到社会报复和大自然报复。会有越来越多人谴责你造成的社会破坏。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社会公益和社会慈善。很多人为社会提供服务时，大部分做的是慈善事业，但和社会公益是有差别的。我们的法律中，目前为止仍然是以慈善为主，公益和慈善两者没有法律界定。最近我们起草《社会组织条例》，讨论稿的争论，对慈善和公益的定义，甚至没有说清这两者之间差别。
公益和慈善的差别，在于慈善通常针对于特殊的人群。比如说一个人病了，我要给他捐点钱帮助他治病，因为他自己无能力承担这个医疗费用。公益和这些善举完全不同。公益是介乎于国家与私人利益之间的东西，他是没有国家利益限制。比如说，国际红十字会在任何战争时候，从来不问你这个伤员是从哪个战线来，他是以生命救治为先。无论你从左边来的还是从右边来的，我都治你。他不管国家，也不管哪方利益，更不会针对于某些私人。
比如阿拉善荒漠化治理，从今天看，好像荒漠化治疗是为解决中国人民存在的问题。2004年的沙尘暴，主要是从阿拉善的沙漠吹到了北京，一个冬天有60多天的沙尘暴——现在我们看不见沙尘暴了。沙尘暴飞到韩国，飞到了日本，是日本和韩国的企业家先到中国沙漠地区开始荒漠化治理。
社会公益不论国界，也没有特定受益人群，今天你可能是受益人群，明天他可能是。比如我们对所有动物保护，今天我们的鸟在中国，明天可能飞到西伯利亚，飞到其他国家，是不是会因为这些动物会转移，我们就不保护？
比如《巴黎协定》强调，多长时间内地球上升不能超过两度，这样计算我们排放的各种物质的量有多少。这两度造成地球升温，会让所有人类都面临危险。地球升温问题已经在中国出现巨大变化，我们的三江源雪线大概已经下降了100多米，喜马拉雅山雪线在不断变化。雪线变化的过程，会导致水资源短缺，气候温度上升，上海可能就没了——而中国相当一部分地区现在是海拔50米以下的地区。
在公益和社会发展的问题，更多强调的是企业家要承担公益责任，而不仅仅是慈善责任。公益涉及到财富再分配，社会的长远发展问题。
中国扶贫政策中，大部分是授人以鱼。精准扶贫大多是给你钱，他们希望消灭穷人。所有的慈善大概都同样，因为你没钱，给你钱，你可能就变成有钱人。但是社会发展的逻辑和实验发现，给钱消灭不了穷人，只有消灭产生贫困的制度，才不会有穷人产生。
中央前天的新闻，已经特别强调，要禁止一年两次以上扶贫调查，就是因为今天你去扶贫调查一个家庭佐助的永恒万花筒，你的家庭生活在扶贫线以下，明天调查发现这个村多了三个人在贫困线以下，那三个人的老婆都不干活，不干活的时候拿到政府的补贴，比他干活挣到的钱还多。贫困数据在精准扶贫之后不但没缩小，反而数据在扩大。你们看这两天的新闻，特别强调，一年只能做一次扶贫普查。
阿拉善进行荒漠化治理过程中，就发现这样的问题。最初我们拿社会捐的钱种植大量绿化，在沙漠中用绿化来固定沙子。当地农民就把我们的铁丝网剪开，把羊放进去把我们的草吃掉。我们没有想到，荒漠化治理过程中，必须让周边老百姓因此受益。他们觉得治理荒漠化没有让他们受益，他们的受益，就是剪开铁丝网把羊放进去吃我们的草。于是，我们就改变治理方式，让老百姓通过嫁接肉苁蓉（编者注：一种可用于药材的沙漠植物）获益。
当你授人以渔，让他学会通过环保获得更多收益，这个公益才能长久下去，农民因此获益，才能够发展下去。
云南的长江第一湾，大概有7万多亩烟田。抽烟人都知道云南烟好，但是有化肥、要用农药，会导致长江第一湾水域受到巨大污染。如果长江水源受到污染，第一湾流下的水会一直流到中国全境，会有更多的污染。
我前天刚从西宁回来，我们要保护三江源，希望我们的源头不要被污染，野生动物重新发展。我们希望把云南7万亩烟田消灭，现在已经消灭17000多亩，我们用什么办法？让农民养蜂、种草药。养蜂过程中你会发现，他会让别的人也不能洒农药，不能用化肥，因为蜜蜂吃了这样的花会死掉，就产生不好的蜜。通过养蜂能治富，能改变种植烟田而获得的收益，他才愿意参与。用公益方式改变他们的生存方式，才可能消灭贫困。
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消灭贫困是从制度角度出发的。霍晓红慈善只能解决人对人的交换问题。我们更多希望社会制度进步，原因在于我们希望消灭贫困。从最简单的捐助做善事，变成对公益进行投资。将思想、资金、时间、经验投入到公益活动，才能授人以渔，转换成社会效益。当穷人自己学会如何致富dnf淘气虎，具有创造财富的能力，我们才可能消灭贫困。当你能改变、善待，让所有人通过授人以渔进入社会，这个社会才会改变亚当舒尔曼。
大家知道，比尔盖茨在大量用钱救治艾滋病。除了在中国，在非洲壶关吧，在很多艾滋病发展地区都有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基金，他们在投入大量力量去救助。
比尔盖茨发现，为什么消灭不了艾滋芦秀梅病？因为艾滋病患者进不了工厂，没有就业条件。男人不断卖血才能生存下来，女人不断当妓女，否则她没有生存的条件。
于是巴菲特想了一个办法，能不能从一些国家弄来药，花高价买药敌后反击战 ，变成当地工人进行生产。于是把艾滋病的药的生产厂，放在艾滋病地区，让所有艾滋病病人到药厂去工作。你就能拿到劳动收入冷无缺，也不怕你偷这些药，因为这些药本来就是我想给你治艾滋病的。你们偷的越多，吃得越多就没有艾滋病。这样他就把本来花钱去买药的，变成在地投资，而转换成一种公益行为，这就是我们所说，企业家才能做到的社会企业的出现。
如果不是企业家，可能只会做慈善，买药去做救治就完了。但是企业家发生改变，就变成了，我要在当地建厂，我要让艾滋病人有地方工作，他就不再去卖血，就不再嫖娼。他有劳动收入能养家糊口，他就会注重改变自己的艾滋病的行为，他就不会再去让别人产生艾滋病。整个社会发展当中，企业家有巨大的带动能力，因为你有无数员工。你有巨大的影响力，你的产品有很多人在使用。企业家在推动社会进步，变成了社会的修理者。
当社会出现缺陷的时候，企业家会发现，这是我生产的机会，越是哪有缺陷多，我就越要用什么办法改善它。我们的共享单车，可能就是想钻这样的空子，当自行车服务不够方便的时候，用共享单车能不能解决呢？但是它可能也存在其他竞争和其他方法的问题，但是至少从机会上来看，它是对社会的一种重新解释。
这就是社会的进步。要形成社会新的良好的循环，更多要依赖于企业家。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国家发了一系列对企业家地位认可和尊重的文件。对企业家行为进行保护，就是因为企业家的社会公益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支点，已经影响到政府与政策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在三江源保护开始的时候，整个三江源没有列入国家保护区。但是今天，有15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和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保护区。我们把也试图把江豚从二级保护动物上升为一级保护动物，我们的企业家们向政府提出要拒吃鱼翅，国务院最终批准要拒吃鱼翅。也是我们提出政协提案和人大提案威固v70，要求修改《环保法》火工弟子，于是民营和社会公益组织，对各种各样污染行为提出诉讼。
到现在这种诉讼已经达到100多起，而且几乎所有的诉讼都是NGO组织胜了。企业造成的污染行为要进行赔偿银屏灯。如果没有公众参与，我们的环境是得不到友好保护。我们已经和银行签订一些协议，没有经过绿色审批，就不能变成绿色金融。许多污染企业拿不到银行贷款，迫使污染企业不得不进行环境治理和保护。
企业家逐步变成公益阶层，原因在于企业家有更稳定的收入，有可靠的组织能力欢喜甜园。如果不能把企业家的能力运用到授人以渔，可能学会打鱼的农民因为没有船，没有网也仍然无法加入到打鱼而为生的阶段。所以，企业家要用这样的方法组织社会发展。
我们在沙漠地区搞节水，引进以色列小米，滴灌技术种植的小米，一斤可以节约一吨水，但是政府并不收购小米，因为它是一个小众产品，它只收购玉米福州飞云峡。当地农民仍然是大量生产浪费水的玉米，就要靠企业家自我组织，帮助农民把所有小米销售，而且让小米的收益大于种植玉米的收益。
这是从穷变富的过程，恰恰是这样一些做法，最后我们的行为被政府所承认大丰人才网。阿拉善企业家几乎都成为阿拉善盟地方政府的一些形象代言人。确实解决了相当多环境保护问题，也逐渐得到公民信任。我们从第一年赔钱，第二年赔钱，第三年赔钱，到现在开始有了盈利。
企业家用社会管理，工业组织的能力，让农业产品也变成工业产品。我们生产米棒、烤片、醋、酒和其他衍生产品，同时把这些技术转移给农民，让农民从种植到加工、运输、生产，所有环节都变成农民拥有的环节。如果是政府，这些是做不成的。只有企业家才有可能把这些事情变成社会公益。企业家对慈善的投资变成社会公益，就是让农民受益和贫困者受益同时，也让富人受益。
社会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拥有更多企业家，也有了更多各种各样社会产品，这些基因都在社会当中产生巨大作用。比如有壹基金，有阿拉善我们SEE基金，有南都公益基金，有乐平基金等等。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社会组织中，是企业家为主在承担这些社会责任的，一般都可持续发展。
我们也看到很多以演员为名的组织，但是他们的理事会里头，常常是企业家在帮助。单靠他们的名声，单靠他们的经营能力，没有企业家的组织行为，很难持续发展下去。大多非企业家组织的公益基金，中途失败的占多数。有企业家参与和支持的，逐步都发展成常规的、可持续发展的情况。包括美丽中国，教师进农村的做法，更多不是仅仅解决教育经费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授人以渔，要让更多人通过接受教育，学会如何打鱼而产生自我生存的能力。
过去认为，投资公益是一种慈善行为，只有付出而没有收获。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企业，通过企业家的行为，让公益产生收益，扩大了再公益的能力。用企业家发展经济的行为，让当地农民从贫困当中走出来，而不再是以种地为生。他们可能通过养殖，通过工业化生产方式，从贫困转为提升。
中国很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人均GDP现在仍然排在100位左右，比发达国家差得很远很远，甚至比不上中等发达国家费城实验，原因在于我们没把城市化问题和农村问题结合起来。企业家行为进入到农村无组织状态中，产生经济效益，让他们从贫困中走出来，再产生财富时，很重要的是公益组织诞生。靠企业家的社会精神，才让农民改变现状，有了发展余地。
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认为，慈善更重要的是，让所有穷人都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和手段，而绝不是精准扶贫的方式给你钱，你给多少钱，他也学不会用什么方式去创造财富。他只能把这些钱进行再次消费。如果所有的钱都在消费过程，或者维持生命过程中，就像我们说的授人以鱼，财富基本上就浪费掉了。
我们一定要用企业家的特殊行为，发展我们的公益事业，让所有贫困者学会通过公益发展，有自我创造财富的能力。我们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的社会精神才能够得到传承，并让社会得到真实的发展。
我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